祖父今年已经快80岁了，身体非常不好。
到现在没人能说清楚祖父到底患了什么病，也许他自己都不明白。有可能是尘肺病，有可能是煤矽肺。我翻开所有的记忆，对祖父的印象永远都是戴着呼吸面罩在床上看书的情景。最早出现这一情景的时候，我已经记事了。
祖父出生于1949年之前。某天，年幼且懵懂无知的我，看到户口本上祖父生日那一栏写着的年份，好奇地问他：“咦？爷爷，你怎么比新中国出生的还早呀？”祖父听了哈哈大笑，摸摸我的头告诉我：“世界上比新中国出生的还早的人多了去了，你祖父我也不过是那万万分之一而已。”
后来长大了，祖父也愿意告诉我他以前经历过的事情。初中毕业之后，他远离家乡，到50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县去上中专，专业学的是化学工艺，又自学了电力技术。
紧接着，动荡的革命开始了。所有人都被席卷进这场革命里，没有例外。祖父的学校也开始停课闹革命。学生们把校长从校园里拖出来痛殴，把老师揪上操场的讲台，给他们挂上牌子，在他们身上写下各种侮辱性、诅咒性的语言；学生们去各个名胜古迹，砸碎这些旧时代的封建地主余孽留下的痕迹……校园里终日吵嚷，大字报贴满了墙，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革命口号。同学们和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青年汇聚在一起，继续北上，到北京去，去面见敬爱的、英明的、正确的、伟大的革命领袖。这些青年们都认为自己将创造一个伟大的、光荣的、充满革命性的时代。
那是一片充满着危险气息的浪潮。然而祖父居然没有被这场浪潮真正裹挟进去。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对任何人的批斗，也没有被任何人批斗过。包括我们的家人，都没有被批斗过，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。这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罕见的。多年以后，我回想起这一事件，仍然感觉到非常的震惊和惊讶。
祖父后来从中专毕业，就被直接分配到煤矿去做工程师。当时每次加工资都必须有他，因为他最积极，加班也总是主动。有时候他正吃着饭，有人来找他说矿上出了问题，让他去看看，他立刻把碗一扔，嘴里的食物都要吐出来。回家之后也很少出去喝酒吃饭，几乎都是在房间里钻研自己那些奇奇怪怪的工具。这些工具在我小的时候还能见到，那时候祖父的手还能动，有各种各样的电灯泡、电阻，还有我说不上名字的电力元件。直到现在，家里出了电源上的问题，都还得找祖父请教。
有一年冬天，我们正坐在屋里取暖，祖父笑着讲起他上班时的一件趣事，大概也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。早上他和好友骑车出门上班，那时候的自行车又大又笨重，他们还年轻，不太能蹬动这种车子。冬天路又滑，骑到半路时，两人一下子滑进了路边的泥坑，弄得满身泥水。两人在路边冻得发抖，只好狼狈地推着自行车回去。到了单位，满单位的人都指着他们哈哈大笑，弄得祖父他们非常尴尬。祖父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前年我去北京，祖父打电话过来，问我到了北京都去哪儿玩了。我说去了天安门，也去看了毛泽东纪念堂。我住在前门大街上，旁边就是一家很有名的大饭店。祖父听了，说：“前门呐，四十多年前我去北京的时候，也住在那儿，当时是和几个广东的同学一起住。那是我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，给我开心坏了。”
“政治这个东西，我看你还是不要搞的好。对的要给你说成错的，错的要给你说成对的，黑的要给你说成白的，白的要给你说成黑的。搞死人也是常有的事情。”这是祖父在和我聊起毛泽东主义，以及我表达自己希望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公仆的理想时，对我的告诫。可惜年幼无知的我，当时根本没有听懂他的教诲。
还有一件事情，说起来也是有趣。祖父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保守左派，而祖母则是一个坚定的基督教新教信徒。两个人的政治理念完全冲突，信仰也完全冲突，甚至经常因为上述因素拌嘴吵架，但是却又紧紧地融合在一起，一起生活了半个世纪。
去年我去看祖父，他的话已经很少了。我在旁边扫地，他就在旁边的椅子上坐着。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书上的文字了，我想他几乎也看不清我的样子。
“长顺死了。”他低声地说。
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转身看向祖父。
“恨苏也死了。”
“哎，都死了。”祖父叹了口气，“人这一辈子呀……罢了，到时候了，罢了。”
我看着这个衣着朴素、面色苍白的老人，一时间泪水噙满眼眶。